郑非｜为什么研究近代帝国？

作者｜郑非

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从事比较政治研究，对族群政治、帝国政治与后发展国家政党政治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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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批评意见是这样的：帝国是前现代和落伍的东西，它主要依赖强制、欺骗与隔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缺乏回应性。同时，民族要求建立具有共同文化的民族国家，要求国家满足一个社群的需要，但是帝国的异质性使得帝国难以满足民族的要求。盖尔纳也指出，现代工业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有一个均质性的社会与文化，而帝国的异质性给帝国的发展造成了必然的困难。这样，在一个大众日渐觉醒的时代里，随着各族群逐渐凝结成政治实体，帝国不仅在内无法或难以协调各族群相互冲突的政治与社会要求，而且在外也难以同一体化的民族国家进行国际竞争，因此是必然要崩溃的东西。从这种角度看，在一个近代民族世界里，帝国只不过在垂死挣扎，给不了我们什么经验教训与启示。这正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帝国与民族内在不相容。”

近代欧洲帝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消逝，似乎证明了这一判断。很多人认为，这正是各帝国应对不了民族主义冲击的结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帝国的技艺》

郑非  著

一頁folio  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在问这么一个问题：民族主义的兴起到底是帝国崩溃的原因，还是结果？  如果是前者，那么帝国和民族确实是不相容的，但如果是后者，那么帝国的崩溃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壮大就只是一个伴生现象，两者之间未必有什么不可解决的冲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者们目前意见不一，无论是从单个案例出发，还是普遍归纳，都是如此。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 J. P. Taylor）就坚决认为奥匈帝国的覆灭是由于内部的民族纷争，但荷兰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在《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意见却是：“奥匈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冲突，并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致命的削弱作用，而它们也不是奥匈帝国在1918年崩溃的元凶。”他这一派的意见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纯粹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外后果，是帝国统治者的失策所致，只是战术失误，而非形式缺陷。

又比如，威斯利·希尔斯（Wesley Hiers）和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两位学者在《民族主义是帝国终结的原因还是结果》一文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相比大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解放战争和民族分裂是促成帝国分裂更重要的因素。约翰·霍尔（John A. Hall）则对其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在编码方面的错误使之夸大了民族主义在瓦解帝国方面的作用。

不管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缺乏共识，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帝国与民族内在不相容”这句话失之于简单。仔细观察帝国史，我们会发现若干异常现象并不符合这个论断。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大型垦殖性殖民地孤悬海外，很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主义，同母国发生对抗。据说美国革命就是这样一次民族主义革命，在北美大陆上成长出了一个新的美利坚民族，于是同远在万里之外的帝国政府离心离德。但事实上，一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 英国认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美国国旗的设计者——在1766年说：“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私信中骄傲地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粹的英国血统。假如说上面这些人都是政客，可能言不由衷，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马萨诸塞小镇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一位居民当时是怎么看的。1776年6 月21日，在一份要求北美独立的决议中，他写道：“那时（几年之前）我们还把自己看作大不列颠国王的快乐子民，那是我们父辈的国土，也是我们的母国。我们曾认为，捍卫大不列颠王室的尊严，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总是自愿这么做，既付出我们的生命，也付出我们的财富。”这大概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心声吧。事实上，现代美国史学家一般认为，美利坚民族的出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而不是独立战争的原因。

此外，假如说美国革命证明了帝国的边缘部分总有瓜熟蒂落，发展出独特的地方认同，从而脱离母国管制的倾向，那为什么19世纪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没有踏上北美十三殖民地走过的道路？

这里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在法帝国去殖民化过程中，其实有相当多的非洲殖民地领导人并不心甘情愿。有学者观察到，1950年之前，西非的民族主义只有微弱的存在。实际上，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大法兰西的思想和法国共和主义的普世主义理想”。1955年，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说：“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可能脱离法国。我们必须留在法国，不仅留在法兰西联邦，而且留在法兰西共和国。”1951年，科特迪瓦首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说：“让我们在这崭新的一页写下一个誓言：将非洲变成法兰西联邦中最美好、最忠诚的领地。”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哪里呢？

戴高乐在执掌法国政权后不久，就让法属殖民地举行公投，决定是加入法兰西共同体还是选择独立。结果，除了几内亚，所有国家都选择了加入共同体。在这里，我们同样看不到各民族争先恐后脱离帝国羁绊的情况。

再比如，过去有人将哈布斯堡帝国称为“各民族的监狱”，但是，捷克人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在1848年致信德意志联邦法兰克福议会时却说：“（奥地利帝国）的存在、完整和巩固极其重要，这不仅仅对我的人民是如此，对整个欧洲、人类和文明来说都是如 此。”“如果奥地利国家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为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尽可能快地创造它。”（220年后在另一处）“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比在奥地利更好地保存我们的历史—政治实体，还有我们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没有愿望， 也没有政治企图来超越奥地利。”

到了“一战”，帕拉茨基的这个意愿似乎还是很顽固地保留在了捷克社会中。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观察到，“1914年奥匈帝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并没有把战争当作分裂自己的机会”。捷克人虽然最终在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直到1917—1918年，它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捷克主要政党联盟拒绝了同盟国1917年1月要求捷克民族解放的呼吁。直到俄罗斯帝国被推翻，美国于同年初卷入战争，捷克政党联盟才改变立场，先是要求自治，然后在1918年脱离联邦。

我们该怎么解释上述这些异常现象呢？

很显然，我们不应该简单得出一个结论，说帝国与民族相容或不相容。已经有足够多的事迹、冲突与战争表明，帝国与民族之间有时确实存在着致命的冲突；但是上面这些异常现象似乎也表明，帝国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简单。一个地方、一个社群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之物，天生就要与帝国发生冲突。事实上，库马尔对此有一个精彩的说法，他认为尽管我们现在把民族国家看成帝国的反面对照物，但究其根本，现在每一个民族国家在过去差不多都是一个“帝国”，其形成是成功的征服、殖民与政治操作的结果。

以英国为例。英格兰人曾经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多年征战，直到1706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才在宪法层面正式结成一体。不少观影者看《勇敢的心》，曾为华莱士掬一把泪，可曾想过华莱士的“爱国主义”是爱哪一国？其国又安在呢？直到1831年，一个观光旅游的英格兰作家还在有些夸张地宣称，“他发现（威尔士）居民的语言、行为方式和衣着，除了在客栈里之外，都像法国或者瑞士的那些东西一样完全是外国的”。

法国也是如此。实际上，法兰西是从北部一块地方（不超过现在法国版图的一半）逐步扩张而来的，以下是依序落入法兰西怀抱的诸区：13世纪，说奥克语的郎格多克（Languedoc）；15世纪，说奥克语的阿奎丹（Aquitaine）与普罗旺斯；16世纪，说布列塔尼语（属凯尔特语族，很像威尔士语）的布列塔尼；17世纪，说巴斯克语的纳瓦拉（Navarre）、说奥克语的贝阿恩（Béarn）、部分巴斯克地区、说加泰罗尼亚语的鲁西永（Roussillon）与塞尔达涅（Cerdagne）、说德语的部分阿尔萨斯、说弗莱芒语的部分弗兰德斯、说奥依语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18世纪，说德语的洛林、讲意大利语的科西嘉和沃奈桑伯爵领地（Comtat-Venaissin）；19世纪，说意大利语的萨伏伊和尼斯。所以，法兰西也是一个人口众多、族缘复杂的国家，其国家边缘生活着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弗兰德斯人、阿尔萨斯人，等等，他们的文化、语言各具特色，同法兰西人并不相似。根据法国官方调查，直到1863年，还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国民是不说法语的。当时旅行者从北到南的法国之行，常常以“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说法语”的抱怨为人所铭记。这样一个国家，国家认同其实是很成问题的。1706年，一位旅行者发现马赛人不承认他们是法国人。迟至19世纪中后期，还有相当一批上述各地方的遗民心怀故国，抵制法兰西化。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在许多地方，“法国是强压下来的，而非主动的接纳（France was suffered，not accepted）”。

欧洲其他国家跟英法两国相比，也并不例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意大利。领导意大利统一的是皮埃蒙特王国，其首相马西莫（Massimo d’Azeglio）有句名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国家，下边我们还要创造意大利人。”这句话的背景是，意大利王国推广的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标准意大利语，只有10%都不到的人会讲。南蒂罗尔人即使到1918年还在抵制意大利王国。

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瑞士。有一种说法是：“瑞士是除美国之外唯一将自身认同建立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概念而非语言、宗教或族性之上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瑞士民族”，瑞士人是因为政治安排与政治环境才成为“瑞士人”，而不是因为文化融合。我们应该看到，瑞士的产生也并不是自然的。“把瑞士想成是一个没有历史冲突的国家，是大错特错的。现代瑞士不是由同质化的人群创造的。”历史上，瑞士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曾发生多次宗教战争，迟至1847年，还有一次新教诸州对七个天主教州的短暂内战。

从这个角度来说，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构建中”的民族国家。帝国的崩溃，则可以看成是它们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导致其国家构建失败。

所以，当我们说帝国与民族不相容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是从历史结果来做这个论断，而不是从“帝国进行时”着眼。历史结果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而观察帝国在“帝国进行时”中应对民族挑战的治理策略，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帝国与民族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帝国的崩溃归咎于国家建构策略的失当，因为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各大帝国在地理规模、所辖人群的异质性、所处的竞争性国际环境以及所在时代的政治趋势方面，都与相形“更小”的、构建较早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到了近代，它们所处的形势更不利，所遭受的挑战更为剧烈，以至于完成国家整合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欧文·拉铁摩尔在那本有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曾说：

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

他的意思是，所有的扩张都有社会界限（不只是地理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扩张是得不偿失的。他的例证之一就是中国在北方的扩张止步于农业区域，超出这个区域尽管在军事上可行，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不太可行。我们可以把拉铁摩尔的这个说法合理地申延一下：每个近代帝国也都有这样的限度。

这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到了近代，帝国扩张的社会限度较之古代要小很多。正如之前所述，在近代之前，国家的形式与覆盖范围可以具有相当的弹性，各种人类社会的碎片几乎都可以随机地塞到一个国家的版图之内。但随着民主与民族时代的到来，国家就面临着某种“收缩化”的压力。帝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事业，如此就自然而然地更加能感到这种“收缩化”的压力——组成帝国的多元成分之间如果要继续共存下去，如果帝国还想顺利地管理各人群，上下、左右之间就必须建立某种“社会契约”，约定“名份”，而这些“社会契约”却是很难达成的。

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就有了成为新帝国的潜力，但是它的实际扩张其实比预想的要缓慢得多，因为它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宪法事实上是否容许领土扩张？如果允许，以什么形式？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条件或限制？通过哪些体制、机制？新领土上的管理机构是否与其他联邦权力机关受到同样的宪法限制？结构性原则，如权力分立或联邦制，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获得领土和进行管理的方式？新领土上的居民是否享有与原先各州居民同样的权利？总统是否拥有管理新领土的固有权力？国会能授予他这种权力吗？”到了1898 年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终于遇到了瓶颈：在美国的现有政治规则下，将菲律宾化为美国一邦是做不到的。当时一位参议员说:“谈论把8,000英里外的热带国家美国化是无稽之谈。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让这片遥远土地上的人民在我们国家的事务中有发言权。”主持占领的麦金莱总统曾对菲律宾的前途发出过这样一番言语：“我夜复一夜地走在白宫的地板上，直到午夜，先生们，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跪下来，不止一个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祈求光明和指引。”很难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获得一块新领土之后会有麦金莱这样的苦恼。

当然，有人可以辩解说，美国的政治结构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更不适合于帝国扩张。但道理是一样的，近代帝国在进行扩张及管理既有领土时，不得不考虑很多新的社会因素。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在近代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Govern the Ungovernables）”。

这样，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由于各近代欧洲帝国的多元性较一般国家要更强，更少平衡，就构成了某种极端案例。因此，观察它们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年代所带来的压力，比较它们的作为（无论成败与否），就更有意思，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政治想象与政治设计的界限，同时也能为现代一些限于多元社会纷争的国度提供某些历史教训，因为它们有的时候也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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